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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铁军:农业一产化危机与社会化乡村振兴

发布时间:2018-10-19 11:20:27 本文来自:天圆地方

2018年9月9日

【作者简介】温铁军,著名"三农"问题专家,管理学博士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,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,耕读大学名誉校长。

金融资本过剩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转嫁危机。

产业资本过剩拉长食品产业链吸纳过剩产能。

商业资本过剩多重流通分配环节恶性竞争。

社会混乱=市场失灵+政府失灵。一方面,农业污染、食品质量不安全,信用缺失、监管失效。另一方面,全球食物总产量过剩,食品过度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。

农业只在工业化时期被称为“第一产业”

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的20字总要求中,“产业兴旺”是乡村振兴的基础。关于如何实现农村产业兴旺,好多人还在运用“农业作为第一产业”这个概念来讨论产业兴旺。

请问各位:“农业什么时候变成了第一产业?”教科书上有没有?当我们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时候,是不是会产生某种偏差?用这一概念来指导产业兴旺、乡村振兴的时候,有没有想过,当我们把农业一产化的时候,或许已经把农民增收的可能性给断掉了。

全球各种经济体,特别是农业,没有哪一个经济体是靠农业的一产化使农民增收的,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,所以当我听到有人提问“如何把农业发展成为一种产业”的时候,我常常感到基本概念需要重新界定。

北方旱作农业至少具有八千年历史,而八千年历史中只从当代开始作为了第一产业,当我们进入工业化的时候,农业产生的剩余价值是为工业化服务,所以,只在工业化阶段,农业才被作为第一产业。

进入21世纪,中国正在强调我们的重大转型是什么?为什么要转型?是因为进入转型前,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,1998年中国出现了生产过剩,当时我还一直在农业政策部门工作。

1998-2018年,20年的农业产业化历程中,大家都以为农业天经地义就是第一产业。很少有人想到,农业产业化仅仅是工业化时代相对于工业发展要求而产生的概念。当我们因工业化的生产过剩而转型为生态文明的时候,农业就应该是“多业态”的。

今年“乡村振兴”战略提出,有人在解读中央一号文件时,认为农业应该六产化,什么叫“六产化”?就是乡村百业兴旺。所以,怎么可能是一产呢?

好多人说,农民工进城已有两代人了,他们返乡创业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了。谁说他们回来不会从事农业了?乡村只有农业吗?回看中国上下五千年,乡村一直处于“多业态”状况。

只有当你把“农业”局限到一产化思路上的时候,你才会一筹莫展。

前不久,一位县委书记说,他们县满打满算,还能集中的土地就剩下三千亩,分布在不同的山沟,怎么才能实现产业兴旺?恰恰是不能用一产的思路去实现。如果能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,能够推进市民下乡,能够推进多业态的产业融合,你就赢了。如何利用好产业优势,才是今天真正的问题意识。

乡村振兴需要社会企业与绿色生产方式

我们在遭遇第一次产业过剩的时候,工商资本企业要求下乡,想占有乡村的资源,推进资本化,这是我们在生产过剩状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。乡村振兴要求的是社会企业,社会企业概念是在21世纪,人类在工业化生产过剩走不下去的时候,当金融资本不断地将人类导入严重的危机的时候,人们开始意识到“不能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”,于是企业开始转型为社会企业。

西方的一些大型的,特别是现代企业,比尔盖茨、巴菲特提出“裸捐”,都在虚拟产业上,不是在实际产业上。而这些概念传到中国,却没有相应的回应,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依然在拿着过去的老教科书讲“企业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”。我们没改,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是落后、过时的。希望我们一起努力,革新农业一产化的概念:“产业兴旺并不指的是一产化的农业”,如果仅仅搞一产化农业,绝对搞不出产业兴旺。

中国现在最大的的趋势是向生态文明转型。今天舆论的不理解,是因为过去一直走工业化道路的惯性。当我们用工业化的思维改造农业的时候,已经造成了农业强烈地负外部性:大规模的严重污染。

中国目前的面源污染一半以上是由农业贡献的,农业的产出抵不过产生的污染危害性,点源污染可以用技术手段防治,面源污染根本不可能用技术手段,只能改变生产方式。所以,我们国家提倡绿色生产方式,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转向绿色生产方式。

大部分县存在财政亏损,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现有资源按三级市场设置,设计一个可以在资本市场交易的资本品,用金融的投入替代目前过度负债的财政。在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的体制设计,绝不是我们傻大黑粗的市场化,不是简单的把资源卖给来投资人,过去的招商引资模式都已过时。

我们需要联合各地的社会企业,作出深度的市场设计,才能实现金融对高负债财政的替代。现在不是没钱,而是金融资本过剩;过去产业化的思路,使得我们没有找到方法,将金融作为资本要素引入充满资源的乡村;在于我们没有转变思想,没有跟进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资本必须下乡,因为资本留在城市没有出路。

乡村需要把丰富的资源转化为资本品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们做过国家试验区的尝试,怎么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,怎么把农村的产权股份化,怎么把股份上市交易,都有经验。后来因为学习美国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,便被搁置遗忘了,我相信未来这种模式会重新兴起。

生态文明为什么强调“乡村振兴”战略?生态化在哪里发展?

城市是反生态的,生态化只在乡村。我们用城市化的思路改造乡村,走得是反生态化的道路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产业兴旺乃是百业兴旺,从一产化到六产化,产业化升级蕴含巨大的利润空间,可以带动贫困县实现跨越式发展。

从1998年用产业化的思路改造农业,到2005年,我国农业主产品的人均占有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。从那以后,仍然沿着产业化思路发展,导致了当今农业矛盾的集中爆发。

今天找不到出路,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农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,意味着“地板在天花板之上”。好多人认为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的投入,对农民增加补贴,这是黄箱政策;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是“绿箱政策”,但被各地政府严重覆盖。各种矛盾集中爆发,所以强调绿色生产方式,即“两型经济”: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,体现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

小农经济模式:欧洲与东亚日韩台

我们一直走不出去困境,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语体系照搬了殖民化的话语体系。大农场国家,比如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巴西,众多的大农场主中没有一个是“原住民”,美国的原住民只剩2%,所以,只有外来的殖民者,抢夺了当地资源,才做大农场主。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,不能学殖民者思维做大农场农业。

欧洲5亿人,聚集在一个半圆形的大陆上,没有条件发展大农场,以小农场为主,定位是多功能农场,强调资源环境的保护。而且,欧洲农业的60%以上是市民农业,是市民下乡搞农业,靠的是社会力量,不是技术力量。

绿党政治成为欧洲的政治趋向,所以当按自由贸易原则与欧洲交易时,欧洲靠社会壁垒,而不是技术壁垒来交易,比如西方以“工厂化密集养殖虐待动物,没体现社会福利”为由,拒绝进口中国的畜牧产品,证明了欧洲的小农生产是以社会壁垒来保障农业安全。而中国技术、社会力量薄弱,成为发展中国家农业设防最低的国家。

让我们来看看,可以代表东亚模式的日韩台模式,是把全部农业经济领域资源都放在“综合农协”,不允许任何企业进入农村,直到本世纪初才开放自然人进入。综合性农协包含了工商行、农商行、超市、农资业等的多功能业务,政府只需补贴农协一家,实行免税等赋予农协最大优惠,只要求农协收益的50%以上必须返还农民。因此,日韩台模式同样是小农经济,但它得到的收益60%以上来自非农的垄断性收入。

东亚模式不是我们现在的体制,而且在整个东亚农业体系中,唯我们中国最为激进,几十年走下来导致了目前农业矛盾的集中爆发。

东亚模式本源于“均田免赋”儒家思想。16世纪之前,整个东亚国家都在学习“均田免赋”的儒家思想。均田免赋不是共产主义,是传统儒家文化圈的基本政治内涵,是要让农民得到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,是自古长期稳态社会形成的社会结构。国家发生动乱,都是因为打破了这种稳态结构,因为贫富两极分化是万恶的根源。

实现乡村振兴的紧迫性:维稳

从上世纪的生产过剩引发世界大战,到本世纪的金融过剩引发全球动乱,人类发展主义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。

中国当前遭遇的是双重危机:第二次生产过剩、同步发生金融过剩;而金融过剩、财政拮据条件下,金融替代财政成为不二选择……需要注意的是,金融替代财政得有相应的制度设计,不能粗放的推进。

在今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前,我们强调的一直都是加快城镇化,现在强调的是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向三农倾斜,意味着政策导向的替代。我并不反对城镇化,但是我们现在遭遇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,当务之急是稳定乡村这个劳动力池。

因为社会危机必然导致企业倒闭、大量失业人群造成劳动力回流,这个情况下乡村的衰败意味着矛盾的叠加,最后危机严重爆发。所以说,实现乡村振兴是国家遭遇巨大挑战的时候,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础。

举几个高度城市化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例子

“去乡村”的拉美化陷阱:高度城市化与贫民窟同步

加快土地集中和城市化=空间平移集中贫困+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治理

失去食物主权的教训:跨国公司掌控农产品贸易只为国际市场获利而不为本地负责,致使食品从国外进口价格高于发达国家,造成劳动力成本过高,没有工业原始积累条件,只能卖资源;无资源可卖则堕入极贫国家

当前委内瑞拉因动乱产生的人员外逃,根本原因不是集权制度弊端,而是委内瑞拉殖民化经济造成的90%的城市化率。一旦政府不能向这90%的城市化区域足够的财政补贴,就好造成上街游行闹事,资源再多也没用。

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到70%以上,动乱将会如影随行。

城乡融合应该继续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,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桥梁,带动市民下乡和社会资本下乡,而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。如何实现大资本的社会化,如何实现大资本与农村社会的和谐,应该是城乡融合的其中之意。

而且不能农民的组织化,不能以按手印式的合同作为考虑农民权益的标志,应该与农民组织代表直接对接,而不是一个个的小农。否则,排斥农民权益的后果,就会演变如印度“合法”土改转化为农民武装斗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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